若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尝试启动民法典编撰工作算起，到如今民法典的问世，五次反复，起起落落，已历经60余载。一部伟大法典的出台必然建立在理论准备充分、社会共识足够及社会经济环境稳定健康的条件下，也必然离不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无数法律人
若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尝试启动民法典编撰工作算起，到如今民法典的问世，五次反复，起起落落，已历经60余载。一部伟大法典的出台必然建立在理论准备充分、社会共识足够及社会经济环境稳定健康的条件下，也必然离不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无数法律人士的前仆后继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历经波折和艰辛，深深地镌刻下时代洪流的烙印，她既是人民共识的体现，更是彰显时代意志的产物。
2012年11月，习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了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其时间线路紧跟在逐梦征途的共识之上。这一共识体现在法治领域，即表现为人民渴望法制健全的步伐能跟上日益增长的司法服务需求，法律法规的“去伪存真”要进行充分的社会实证分析以及编纂立法必须充分地尊重广大人民的诉求等。
细读《民法典》，她并不是物权法、合同法等各类民事法律的简单汇编，而是立足于消除矛盾、弥补漏洞、消除重复同时还兼顾创新的编纂。如人格权独立成编，增加规定“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明确见义勇为非因重大过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强调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规定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满18周岁之日起进行计算等等。有学者统计，已出台的《民法典》全文共计1260条，其中就有613条是对原有民法规范的创新和修改。
在这些创新和修改的条文中，《民法典》对于紧握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充分尊重人民意志等理念随处可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转变为互相依存的伙伴关系，对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所提出的新要求亦做出了契合时代的回应。《民法典》的编纂历程虽在“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等部分内容上有所争议，但道不辩不明，事不争不透，附骥五载，正是在法学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争议”的背景下，我们才有幸编纂出了这一部更能彰显时代意志，更适宜立足于21世纪的伟大法典。
《民法典》的整体架构虽借鉴了国外民法典体系，但其内容却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实情和时代的发展洪流。作为万法之法，她不仅仅是权利的宣言，更是所有民事活动都能紧紧依靠的“尚方宝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婚姻法、公司法、合同法等大批民商事专项法律，其成效自然已经检验，但民法立法的“多”也必然夹带着“乱”，完善立法体系，用一部法典囊括和规制所有民事活动成为了许多民法学人一生的追求。
缘法求道，道立国坚。如魏振瀛等为中国民法典奋斗一生的老一辈学者，有些甚至未能亲眼见证这部伟大法典的出台，不免感叹，安得万世之法立定乾坤，惟愿民法典出道立国坚。若用一句话总结《民法典》出台的意义，我想援引北宋大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通讯员：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