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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南翔:以实地调研击破“雷锋捐款假案”

时间:2015-12-31 15:40

  1960年,雷锋曾先后给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和辽阳灾区两次捐款,倾心奉献的事迹至今感人至深。然而2008年初,在互联网上出现题为《雷锋捐款假案》的一篇长网文,作者署名为穆正新。该文抓住几处貌似疑点断然否定当年雷锋捐款事迹的真实性,企图以此打开全盘否定整个雷锋事迹的突破口。
  
  几年后,笔者偶然看到这篇网文。惊愕之余,为此进行了断续两年的相关寻访和调研,所得到的最终结论是:雷锋捐款事迹是真实可信的,而《假案》一文实际上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浑水摸鱼嫁祸于人,以恶意推断对雷锋及其生前所在部队进行了栽赃诬陷。
  
  一、关于公社表扬信和雷锋捐款情况的出入
  
  在雷锋给和平人民公社的捐款事迹中,存在着一个公社表扬信内容和捐款情况有出入的问题,《假案》正是把这一点作为炮制“雷锋捐款假案”的主要根据。
  
  1960年5月,雷锋到刚成立的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要捐款200元,公社领导在雷锋苦苦诉求后收下100元,但公社同年11月11日致部队的表扬信说:“为照顾到雷锋同志的日常生活用费和对家庭的照顾,我们没有接受这些钱,只是对这位优秀战士表示了我们的谢意”。
  
  在此信随有关书籍公开披露后,穆正新乘隙精心炮制抛出《雷锋捐款假案》一文,抓住信中内容大肆否定雷锋捐款的真实性,说什么“该公社没有收受雷锋捐款,毫无疑问是事实”,并进一步演绎推断说:“雷锋所在部队机关有指示雷锋说谎的严重嫌疑。而雷锋本人忠实地执行了指示,多次对公众说谎。情节十分恶劣”。雷锋到和平公社捐款是“由工兵十团当局‘当机立断’追加的事迹”。
  
  这个问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笔者在业余寻访中获得许多重要的旁证,先后发表了《雷锋捐款又添新证明》、《梁金英:当年公社领导亲口介绍过雷锋捐款事迹》、《蔡云:我陪雷锋作报告》等网文。例如,当年和平公社财务科的何国栋等人曾接待过前来捐款的雷锋,后听说公社领导留下了100元捐款,但钱没有交到财务。当年,在公社机关帮助工作的梁金英曾接待过来补拍照片的雷锋。梁金英记得,当时公社的吴文治和张荣祥两位书记都在场,张荣祥书记还向大家介绍了雷锋捐款的经过,大意是说:雷锋来公社捐款时,工作人员考虑到200元钱相当于一个人几个月的工资,是个不小的数目,而解放军战士存钱又不容易,所以劝雷锋把钱寄给家里,但雷锋向在场的人诉说了自己的苦难身世,好说歹说,工作人员最后只好收下了100元。当年曾任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助理员(干事)的张峻,在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他到和平公社核实了解雷锋捐款的经过,所述情况和何、梁两人说的基本一致,公社确实留下了雷锋的100元捐款。而且,当年经过公社领导同意,雷锋所在团的摄影员季增还补拍了一幅和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吴文治接受雷锋捐款的照片。公社书记张荣祥后来还曾到雷锋的连队介绍情况。这些情况,都证明当年雷锋捐款的事迹是真实的。
  
  至于和平公社的表扬信,笔者曾走访过雷锋生前所在团的组织股长赵玉瑞和宣传干事庞士元。据他们回忆,这封表扬信是在宣传股长吴广信去核实情况后,过了一段时间公社补写的。显然,即便按照信中说法,公社领导当时也应该向部队表扬雷锋(有的公社干部先前也曾听领导说过表扬意向),为什么半年之后才补写这封信呢?其背后的原因,是公社接受的100元捐款出现了下落不明的问题。据赵玉瑞回忆,部队在接到和平公社的这封表扬信后,曾要求公社查明雷锋捐款的下落,有几位公社干部也都表示听说留下100元,雷锋本人还曾去找一位公社领导证实此事,但雷锋当初为捐款费了许多口舌而没好意思要收据凭证。还有人透露,公社有一笔没有上账的100元作为干部福利费分掉了。后来,地方党委曾在“四清”运动中调查此事。季增在2001年12月出版的《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一书中,有如下一段回忆:“1964年我复员后正在隆化县搞‘四清’,有两位望花区人民公社‘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来找我外调。因为雷锋捐献给人民公社的那100元钱备受关注,‘四清’中要查出它的用场。但公社的账上没记,这钱哪里去了?”梁金英等人在“四清“前已调离和平公社,但也都知道在“四清”中曾调查过此事。
  
  由此可见,穆正新的《雷锋捐款假案》所玩弄的是在浑水摸鱼中嫁祸于人的把戏。如果说,该文仅凭公社表扬信的说法就否定雷锋捐款的真实性,就犹如法官仅凭一面之词便胡乱判案一样荒唐,而由此任意演绎推断出“雷锋所在部队机关有指示雷锋说谎的严重嫌疑”,说什么雷锋到和平公社捐款是“由工兵十团当局‘当机立断’追加的事迹”,甚至还凭空编造出一节“假捐款事件过程还原”,就完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恶意栽赃诬陷。
  
  二、关于雷锋捐款的资金来源
  
  穆正新炮制“雷锋捐款假案”的第二个主要根据,是雷锋捐款的资金来源问题,其主要抓住两个所谓疑点进行否定。
  
  第一个所谓疑点,是雷锋在三个多月后给辽阳市委的信中所讲的储蓄额与先前要给公社的200元捐款对不上帐。1960年8月,雷锋把给和平公社捐款后剩下的100元寄给辽阳灾区,同时给辽阳市委写了一封捐款信。雷锋在信中说:“入伍后我把在工厂时候攒的40多元,都带到部队存到储蓄所。我在部队短短的7个月里,又节约了津贴费30多元,到现在为止,我已储蓄了100元钱。今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将我节约的100元钱寄给你们,支援灾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对此,穆正新在《假案》中认定:“由此证明他在此之前没有给人民公社捐过款,除非他那时能把空气变成100元“捐”出去。”
  
  对此,笔者在采访雷锋战友蔡云时得到答案。当年,蔡云担任雷锋生前所在运输连的司务长,曾多次陪同雷锋外出作报告。蔡云回忆说:有一次,雷锋在给抚顺某挖掘机厂作报告中,曾讲述过两次捐款的有关情况,雷锋后来给辽阳灾区捐款时,为让辽阳市委接受捐款,便在信中善意隐瞒了先前给和平公社捐款的事,也隐瞒了自己的储蓄情况。雷锋告诉蔡云:他从工厂入伍时带了将近200元,但在给辽阳市委的信中,说自己入伍时只带来几十元。有关这次采访结果,笔者将其写成《蔡云:我陪雷锋作报告》的网文发表。
  
  第二个所谓疑点,是雷锋“‘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这个情节,从未得到储蓄所方面的证实”。对此,笔者在网上查到一篇《王玉珍:50年前我给雷锋办储蓄》的回忆文章。1960年,王玉珍在雷锋部队驻地附近的七百储蓄所当储蓄员,她在接受采访中回忆说:“1960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大街上敲锣打鼓,庆祝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雷锋同志急急忙忙来到储蓄所……当时雷锋的活期存折上只有203元。大家一面交谈,一面迅速的为雷锋办理完取款,把200元钱交给了雷锋。雷锋同志接过钱,说了声再见就走了。事后才知道,那天上午,雷锋同志得知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后,就决定把200元钱捐赠给人民公社”。显然,除了年久记忆时间不够准确,王玉珍的这个回忆至少提供了一个当事人的证明。
  
  穆正新在《假案》中,还煞有其事地说什么:“以《雷锋传》一书所提供的资料计算,雷锋一生总收入为一千一百多元”。笔者不知穆正新说的是那本《雷锋传》,如果是雷锋生前所在团俱乐部主任陈广生所著的《雷锋传》,则全书没有一处直接提到雷锋的具体收入,请问穆正新所依据的是什么资料?2014年3月6日,《现代快报》刊发了一篇《揭开雷锋高收入之谜》的采访报道,该报道说:“解放军报前副总编辑陶克算了一笔账:雷锋1956年在望城县当公务员期间每月工资能拿到29元,1958年到团山湖农场,当拖拉机手时每月32元;同年11月在鞍钢工资到了36元;反而是到了部队每月最多只有8元的津贴,‘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雷锋全部收入,大概是1400多元钱’”。笔者认为,这个1400多元也只是基本收入,乔安山回忆说,“当时鞍钢给工人发保健费,还有加班费,还有一笔带徒弟的费用,这几项下来加上工资,有50几块,当年在鞍钢一起参军的战友中,就雷锋钱多,应该说,雷锋在那个时候是个有钱人”。雷锋班长薛三元也是孤儿,年龄与身世都和雷锋差不多,解放后在孤儿院里上的学,入伍前就参加了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入伍前工资比雷锋多一点,但由于入伍时间比他早,所以在地方工作时间比他短,算起来和雷锋在地方工作的总收入差不多。我在当工人那几年就攒下了400多元,入伍时都带到了部队”。
  
  三、关于《假案》所质疑的几个具体问题
  
  穆正新为了彻底否定雷锋捐款事迹的真实性,还抓住大大小小的几个具体问题进一步发难,并妄自宣称:“所有事件要素上没有一处不出错”。
  
  一是所谓“捐款时间出错”。穆正新在《假案》中质疑说:“雷锋在1960年9月份作报告谈到此次‘捐款’时说:‘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上街去理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望花区人民公社的成立’。9月份里讲‘两个月前’,那就是7月。但事实上抚顺市城市公社化运动是在5月而不在7月”。穆正新所提到的“雷锋在1960年9月份作报告”,是《雷锋选集》收在“讲话篇”中的《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笔者提醒穆正新,应该仔细看看书中的一段脚注:“1960年9月,雷锋所在部队领导机关为了宣扬他的先进事迹,特请雷锋口述,其他同志代笔整理了这份材料,原题为《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也就是说,这篇材料实际上并非雷锋本人所作的报告,而是雷锋团以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整理下发的雷锋事迹材料。对此,陈广生在《奔腾的潮头——学雷锋活动的起源》一文中回忆说:“我们把雷锋请到机关来看材料。他一见题目就皱起了眉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韩万金政委看了雷锋修订后的材料非常满意,并批示:‘立即打印30份,发各连党支部和司政后机关组织学习,同时上报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可见,雷锋并没用这份事迹材料做过报告,其中“两个月前”的表述,不排除是后来誊写打印中出现的误差,绝非雷锋本人作报告亲口说过的话,而雷锋到和平公社捐款则是公社所承认和许多人见证的事实。
  
  二是所谓“场景不对”。穆正新在《假案》中认定说:“雷锋描绘该公社成立时街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的场景。但是这场景由于中共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而不可能出现。雷锋描绘的仅仅是他的主观想象”。然而,梁金英告诉笔者:“和平街道成立人民公社时很热闹,人们在街上敲锣打鼓扭秧歌,确实是一片锣鼓喧天的景象。”以上王玉珍的回忆也说:“大街上敲锣打鼓,庆祝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可见,中央文件所要求“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主要是要求上级党政机关不要组织,但市里区里不组织,不等于公社本身也不能组织,难道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精神,就只能偃旗息鼓无声无息吗?
  
  三是所谓“公社的名称搞错”。穆正新在《假案》中认定说:“雷锋用了一个错误的、并不存在的公社名称,几个月后才改过来。雷锋在1960年9月和11月的报告中,都声称他的100元捐款给了‘望花区公社’或‘望花区人民公社’。而实际上抚顺市并不存在这个公社名称……这个过程说明他开始时使用的公社名称是随口瞎编的”。显然,穆正新在这里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把戏,故意把简称说成是“搞错”。其实,雷锋并非“用了一个错误的、并不存在的公社名称,几个月后才改过来”,他早在当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就明确记载过:“望花区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而没有使用“望花区公社”的简称。至于穆正新所谓“雷锋在1960年9月和11月的报告”,前一个是以上那份别人代笔整理的雷锋事迹材料,后一个是同年11月8日雷锋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标题式的发言提纲,其原文是:“(八)总共节约200元(九)支援望花区人民公社100元(十)给辽阳市委100元救灾款”,请问在发言提纲中写简称有何不可?而且,和平人民公社在筹建前和筹建中街道和名称几经变动,当初曾叫过几天民主公社筹建办,后来才定名为和平公社,所以雷锋最初使用简称也很正常。笔者可以告诉穆正新:雷锋甚至到1962年在一篇题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文章中,还使用过“望花区人民公社”的简称。
  
  四是所谓“捏造了对方的‘感谢’”。穆正新在《假案》中指责说:雷锋在1960年9月份《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的报告中说过“谁知事后公社党委和辽阳市委都给部队来信表扬我,使我很不安……”所以“雷锋具有在公社党委提笔写感谢信的两个月之前就收到该信的特异神功”。首先,如上所述这份材料是团机关整理下发各营连的雷锋事迹材料,而非雷锋本人亲自所作的报告。其次,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宣传干事庞士元告诉笔者:宣传股长吴广信在9月份到和平公社核实情况,当时公社领导曾答应按照捐款日期补写一封表扬信,所以他们在整理这份雷锋事迹材料时就加上了这句话,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五是所谓“雷锋日记与捐款活动的矛盾现象”。1960年8月28日,雷锋在给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捐款三个多月后,把剩下的100元寄给辽阳灾区并给辽阳市委写了一封捐款信。但似乎矛盾的是,雷锋在八天前就记述了这件事,他在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把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百元钱寄给了辽阳灾区人民”。穆正新在《假案》中抓住这一点“破绽”宣称:“对于雷锋日记和书信互相矛盾自我破坏的怪现象,合乎逻辑的解释应当是:A、雷锋8月20日的日记写成于8月28之后;B、这篇日记的原作者不是雷锋,雷锋只是把它抄入日记本”。起初,笔者对这个“时间差”也颇感不解,在走访庞士元老人时终于解开谜团。庞士元后来在新华网发表了一篇《战友回忆:辽阳市委曾因雷锋捐款寄来表扬信》,他在文中回忆说:“吴广信和我打电话叫来雷锋了解情况,雷锋说:‘我是来自辽阳的兵,得知辽阳遭灾不能不管,就把给抚顺望花区和平公社捐款所剩的100元寄了过去。先是寄给辽阳市抗洪救灾指挥部,但由于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后来我想,如果寄给辽阳市委一定能收到,就把钱重新寄往辽阳市委,还给市委写了一封信’”。也就是说,雷锋在8月20日前后就给辽阳灾区寄过一次钱并写入日记中,只是由于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从而造成了以上日记和捐款活动之间的“时间差”。
  
  综上所述,究竟是谁“没有一处不出错”的呢?正是穆正新本人而非雷锋事迹。原因很简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穆正新对雷锋事迹没有亲自调查而一知半解,仅凭一知半解的材料就主观恶意推论甚至编造情节妄下结论,自以为抓住许多破绽,实则只是浑水摸鱼一场空。
  
  四、在历史面前实事求是
  
  历史常常是一个充满各种纷乱情节的万花筒,又是一个是非分明的清水池。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只有以调查为方法,以事实为根据,才能去伪存真弄清与雷锋事迹有关的出入和存疑。同时,我们只有抓住事物主流,才能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评价雷锋事迹。
  
  首先,虽然以现在的理念和标准衡量当年的取证工作存在某些缺憾,但雷锋捐款事迹的基本事实是清楚无疑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都显示,当年雷锋确实去到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捐款,这一点绝非穆正新等几个网络写手所能人为推断否定的。雷锋捐给和平人民公社的钱也确实留下了100元,所发生的是该捐款下落不明的问题,我们绝不能让当年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负面人事遮挡雷锋事迹的真实性。
  
  其次,雷锋捐款事迹所体现的是崇高的奉献精神,这是雷锋成长过程中的主流。当然,正如俗话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雷锋在成长过程中也有青年人爱虚荣的时候,但他的成长主流是强烈的爱党爱国之情和甘于奉献的人生取向。在雷锋身上,这个主流非常突出,确实无愧是全军、全党和全国的楷模。一方面,这个主流源于雷锋在旧社会的苦难身世。穆正新在《假案》中指责,雷锋在诉苦中说到给地主放猪“有时还要同猪睡”,但雷锋的婶母曾回忆说:“我经常帮他缝补衣裤,弄点吃的。我们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十分艰难哪!只好让这孩子去帮地主放猪……要不解放,这孩子怕活不下来”。(《雷锋生前宣传报道汇编》第95页,吴铁库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雷锋童年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有时还要同猪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其实,雷锋的童年只是旧社会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苦难的缩影,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政治处主任刘家乐曾在雷锋忆苦现场放声痛哭,因为他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自己手上也有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雷锋的班长薛三元也是一个孤儿,解放后在孤儿院上的学,在国家的安排下参加的工作。所以,雷锋他们都把党看做是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雷锋成长的主流更源于党的培养教育。雷锋在家乡望城县委当通讯员时,县委书记张兴玉言传身教给了他螺丝钉精神的启蒙。雷锋到鞍钢弓长岭焦化厂工作以后,党总支书记李钦荣亲手送给他《毛泽东选集》的一、二、三卷。而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政委韩万金本人就是个雷锋,他在雷锋捐款之前,为支援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将省吃俭用节省的2000元全部交了党费……
  
  再次,雷锋捐款事迹还集中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翻身解放后所焕发出来的主人翁精神。毫无疑问,一名普通士兵省吃俭用,把自己节约出来200元钱要捐给公社和灾区,这种事在国民党军队中绝对不会出现,只有在官兵平等的人民军队中才会出现;在旧中国绝对不会出现,只有在底层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新中国才会出现。在网上,有人曾为质疑宣传雷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雷锋这样在当时再普通不过的士兵,做好事的瞬间身边总有一名摄影师碰巧在场,并拍摄下来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所尊重、依靠和培养的就是像雷锋这样的普通一兵,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普通一兵可以成为全军、全党、全国学习的英雄模范。这一点既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传统所在,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穆正新的《假案》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该文洋洋洒洒长达14000多字,即便抛开其浑水摸鱼嫁祸于人的手段不论,其中8000余字都是什么“假捐款事件过程还原”、“出手大方只为个人装潢”、“吝于回报养育之恩”、“黔首不愚尔独愚”之类的段落,不是任意假设、演绎和推断,就是歪曲事实和借题发挥,与所谓质疑雷锋捐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为什么穆正新要如此费尽心机的否定雷锋呢?他在《假案》一文结尾妄言说:“举凡‘大渡河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堵枪眼’以及‘雷锋好榜样’等等昔日光辉形象,如今没有一个经得起最起码的挑剔与推敲”。“现在我们应当思考:如果不是共产制度高度集权,怎么可能挥霍巨额公众资源去把一介卑琐虚荣之辈捧成超级“英模”呢?”这就明告诉人们,他们要否定的不仅是雷锋,而是中国所有的红色英模和红色历史。他们不是为“打假”才否定雷锋,而是为了全盘颠覆新中国的历史和根本制度才否定雷锋,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然而,雷锋事迹绝非一些网络写手就能人为否定的了的。如果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一大批红色英模都是假的,我们的军队当年岂能取得从抗美援朝到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辉煌胜利?我们的共和国在前30年,岂能取得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红旗渠、大庆油田、年产三千万吨钢这些改革开放的物质前提?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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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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